当前，一场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空前的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争论、反思和调整正在发生。参与人数之多，政界、学界、商界、军界人士均参与其中；议题之广，几乎涵盖经贸、安全到人文、科技的各个领域；争论之深，几乎都是同一个主题：美国对华战略是否需要根本性调整。
美国视中国为重大挑战
与以往辩论不同的是，这次朝野联手、政府同台开会，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并定下基调。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开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宣告以往对华战略彻底失败；五角大楼《国防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中俄首当其冲；《核态势评估报告》把中国与俄罗斯等并列为美国核安全的主要威胁。
▲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封面（美国国防部网站）
官方权威报告中高密度、赤裸裸地将中国列为重大挑战甚至威胁，对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环境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美国商务部20多年来首次对中国发起“自上而下”的“双反”调查，无疑给本已严重的美中贸易摩擦火上浇油。
● 一方面，政府参与甚至主导这场大辩论，表明特朗普团队中对华不满的人试图主导对华决策。
●另一方面，此次对华战略争论似乎不分左翼和右翼，都一边倒地指责中国、呼吁重置对华政策基调。这说明美国战略界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对华基调，而是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地表示欢迎。
尽管美国两党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存在诸多争议甚至明显分歧，但在对华问题上，两党却志同道合，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方向高度一致，这是与以往对华争论最大的不同。
▲图：1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过时观念，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
此外，以往的争论基本都是在“接触+遏制”和“竞争+合作”的大框架内展开，争论的焦点往往是应该更多地接触中国还是更多地遏制中国，中美之间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这一次，政府似乎明显要跳出延续了30多年的对华大战略框架，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对华战略框架或新范式。
大辩论仍在继续，但似乎正在出现几个初步的共识：
● 第一，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必须应对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已经超出了经贸领域和亚太地区，是全方位、全球性的；
●第二，虽然很难说美国现行对华战略已经彻底失败，但可以说已经基本失败，亟待改变和调整；
●第三，未来五到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时期，如不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中美关系四大变化
此轮美国对华战略辩论之所以呈现新特点并得出上述初步结论，有结构性和政策性原因，也与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密切相关。
▲特朗普（美联社）
从结构性角度看，根本原因是中美关系十余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主要是力量变化、战略变化、基础变化、环境变化，四大变化同时到来，让美国不知所措、不知所措。
从实力对比看，两国已由以往的“一超”关系转变为“老大哥、二哥”关系，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已成必然。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也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基本规律。“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热议话题即源于此。
从战略层面看，两国关系由相对孤立、间接对抗演变为直接对抗、正面竞争。其根源是美国战略重心突然从欧洲、中东转向亚太，而亚太已经来到了中国的门口。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战略转向“一带一路”，开始全方位“走出去”。
于是，两国在亚太地区近百年来首次正面交锋，双方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路径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寻求共存之路。在此过程中，双方往往从最坏的角度看待对方的一举一动，将对方的行为视为理所当然，战略猜疑自然加深，战略风险加大。
▲图：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层会议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6场平行主题会议。（新华社）
从战略层面看，长期以来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如今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而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9·11事件后共同反恐等安全基础目前基本不存在。特朗普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也侵蚀了支撑两国关系的气候变化合作。在此情况下，两国关系坎坷、不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战略层面看，中美关系对内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对外受到“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两国关系的主轴或主通道往往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
美国对华认知狭隘、片面
面对这些根本性变化，中美双方其实都不适应，关键在于如何与时俱进，调整心态和理念去应对。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基于此做出的主观努力。可惜，美国并没有回应倡议的积极意义，而是刻意夸大其“战略”色彩，假装顺从，最后将其搁置。
因此，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错失了构建互利合作新框架的历史机遇，而特朗普政府则执迷于“美国优先”，干脆从头开始，走上了封闭保守的老路。
在战术层面，他们只顾经贸关系，不切实际地追求眼前利益，一旦失败，就不择手段；在战略层面，他们轻率地否定自己，武断地认为自己吃了亏，最终仓促地选择以“战略对手”的视角谋划新对华战略。
▲图：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CNN视频截图）
美国朝野关于中国的争论几乎一致指责中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对中国对美国的认知出现误解或“过度解读”。美国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刻意忽视美国的实力，潜移默化地放松美国的秩序，并开始对美国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反向影响，推行所谓的“锐实力”，所以美国必须亮出自己的颜色，明确自己的利弊，让中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上述特点也与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国观和团队构成息息相关。作为重视实力、善于交易、不按常理出牌的地产大亨，特朗普既有里根式的强硬，又有尼克松式的灵活。他自我定义的“原则现实主义”似乎很贴切。他对中国的看法，多来自他此前的从商经历和一些极端反华人士的灌输，因此具有片面性、武断性和狭隘性。
政府中缺乏对中美关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加之人事变动频繁，客观上为中下层官员特别是年轻官员提供了施政空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对华政策直白而又极具针对性的表述，正体现出这样的情绪化基调。
美国对华“五位一体”战略
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对华认知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但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应对，却没有答案。美国国会近期就各种涉华议题召开听证会，旨在凝聚共识、形成应对措施。翻看美国各大智库的报告和学者的著作，似乎没有人给出有效的药方。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战略对手，这个对手与苏联相似，都有着辽阔的领土和相当的军事实力，但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融入经济全球化而不是脱离经济全球化，与现有国际体系相适应而不是相抵触，自主构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
▲图：2017年12月26日凌晨3时44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卫星三十号组03颗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新华社）
它有和当年日本一样的经济、金融规模，但更独立、更有潜力、更有韧性、有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有和欧洲一样独特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但更有凝聚力和包容性，因而更有生命力；有和印度一样庞大的人口规模，并将在2020年宣布彻底脱贫，走上城镇化、现代化、国际化道路。
如果说历史上美国成功应对了几乎所有战略对手（或“老二”），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的战略经验和战略手段，那么今天它所面对的中国，则是“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式的新型复杂对手，任何单一手段似乎都不足以对付它。
更何况，在很多领域、很多问题上，这个对手都是美国必须依赖的伙伴，这个对手和美国在经济、金融上深度依存，这个对手一直坚持发展中美关系，主张“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美国政府目前的困境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中国。全面遏制可能损人利己，全面接受又难以放下身段，顺其自然又会让人忧心忡忡、不愿接受现实。这样，未来美国对华战略很可能仍是竞争与合作、软硬兼施，任何简单化、单一化的战略最终都不会奏效。
▲资料图：2017年11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举行会谈。会谈后，汪洋、罗斯与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共同见证了特朗普总统访华部分经贸成果的签署。（新华社）
但毫无疑问，“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平等互利”、“基于规则”、“结果导向”成为对华战略的总原则。在这一基本框架下，美国战略界主张在对华战略设计中“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
其主要策略是塑造有利于美国的“软平衡”环境和制约中国的各项规则，以及加大有针对性的军事准备、外交遏制和经济施压。一般是接触、遏制、规制、竞争、合作五种策略的有机结合。现阶段，其遏制和规制方面更为突出，尤其是在经贸领域。
但从长远看，美国对华战略无法摆脱上述“五位一体”的总体框架，而只是根据不同情况和互动进行排列组合，这一框架比过去“接触+遏制”的双边政策多出几个维度，体现出新时期中美关系特殊的复杂性或多面性。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可能出现的变化，中国战略的核心应该是预防、塑造和准备。即尽一切努力预防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挑战和风险；利用我们已有的实力和影响力，尽可能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做好准备，如果塑造失败，也有足够的办法应对最坏的结果。
面向未来，我们一要固本强基，尽心尽力，特别是在受到美国压力最大、面临风险最大的金融、保险、服务业等领域，要做好功课，迎接更深层次的开放。二要坚定信心，保持耐心。从长远看，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三要谦虚谨慎稳健。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另一方面，越是面临挑战和风险，遇到阻力和矛盾越大，我们越要谨言慎行，保持谦虚谨慎。结盟、统一战线、利用矛盾、对冲、利益汇聚、危机管控、必要时敢于斗争、善于以斗争求和平等政策和策略，都是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期必须坚持的政策和策略。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